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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走近老教授】周玉凤:由教材的变迁看数学系的发展

作者:周玉凤 口述 学生记者 戴卓 整理 来源:宣传部 新闻中心 时间:2015-04-08 08:58

人物简介:

周玉凤,女,教授,1925年12月2日出生,汉族,湖北人。1946年由重庆大学转入复旦大学数理系,1950年毕业后来到大连工学院数学教研室任教。1950年至1954年任高等数学助教工作,1955年升为讲师。先后主讲全校各系的高等数学及部分系的概论、场论等课程,“文革”前曾两次被评为全院先进教师。1958年至1987年先后任高等数学教研室副主任、主任职务,1987年晋升教授。

我毕业于复旦大学数理系,1950年9月分配到我校数学教研室。那时候设有应用数学系,数学教研室只有不到20个老师,大多数教师是教基础课,我教的是高等数学。我校印刷厂后面那栋小红楼就是当年数学教研室的办公地点。1952年院系调整,应用数学系调到东北师范大学。20世纪70年代末我校又恢复重建了应用数学系,整个数学教学体系变得更细化,我还是教高等数学。教研室一直归属应用数学系名下,因为主要人才都集中在这里,这时教研室大概有50多位教师。

“文革”前数学教研室牵头举办了一届师资班,从各系抽调出一部分学生,由数学教研室进行培训。毕业后先是做助教,经过一番锻炼之后才可以正式执教。“文革”后我依然讲授高等数学。那时候我白天给化工系上课,晚上还要到夜大授课,每周大概有七八节,也有过每天五六节的超大课量。化工系、土木系、机械系,一个系一个大班,每个班120多人,共有360多人。那时我校对数学教学还是很重视的。每个系一周是两节数学课,一节课是两个小时,有时候也会上到六个小时。数学课课量大,作业多,由助教来做课余辅导、答疑。

20世纪50年代,我校高等数学课使用的是苏联教材,由数学教研室张理京和谭家岱老师进行翻译。我读大学时使用的是英语教材,教师讲课时经常将汉语、英语混合使用,我们英语基础不是很好,所以读起来很困难。毕业后走上教学岗位,有了翻译过来的高等数学教材,这对教学工作的开展是非常有利的。

从1950年参加工作到退休,我一直在教学一线工作。1975年,我参与了编写《高等数学》教材的工作。我与同事一起将教师们的教学经验和讲义等进行了整理汇编,编写了两本教材,一本是供当时工农兵学员使用的《工程基础数学》,这本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,我曾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为这本书做校对工作。第二本是《高等数学》,这本教材全国通用。当时共有四位教师参与编写,每人编写一部分,编好之后汇总给肖义询老师进行最后修订。当时我校的数学教学在全国颇有名气,所以指定我校负责编写工科的《高等数学》。那时候没有任何备用教材,教师们平时上课用的是讲义,所编写的教材内容其实都是自己多年来积累的教学经验。可以说,《高等数学》是我校应用数学系教师的智慧结晶。过去上课使用苏联教材,而且不只是一本教材,还要参考别的书籍,为教学工作带来了很多不便。如今有了全国高校统一使用的教材,人手一册,无论是教还是学,都甚为方便。

为全国高校编写统一使用的教材,这是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。我同四位教师通宵达旦非常认真地完成了编写任务。《高等数学》最初由我校出版社出版,仅供我校内部使用并不对外发行。当时教育部要求高等数学教材一定要结合专业,结合工科,所以最初教材的名字是《微积分》。1981年,经教育部审批定名为《高等数学》。几年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,并全国发行。

那时候没有编写资金,也没有稿费,但教师们没有任何怨言,只要是上级派下来的任务,就要坚决地完成好。《高等数学》从1975年开始编写,到1981年出版,历时六载,是一个不小的工程。这是教师们多年成熟教学经验的一次结集,是一次厚积薄发。当然,这毕竟只是一本普及性教材,只供大一学生使用。《高等数学》后来因不能适应应用数学系的专业教学而停用。

我曾在我校夜大执教两年。1958年之后,我白天教化工系的学生,晚上教夜大学生。当时我在夜大带过一个只有十几个学生的班,这些学生大多是工厂领导者,他们的正规学历不高,对知识特别渴望。那时在位于一二九街的化工学院成立了夜大部,学生们在阶梯教室里上课,教师的办公条件也不错。我和另一位教师住在办公室里,我们安置了简易床拉了帘子。那时只有周日休息,周六晚上我就赶回院部。我在院部带了一批师资班学生,所以平时工作也是很辛苦。

当时大工夜大是大连唯一的成人高等教育学府。执教38年,最让我佩服和感动的就是夜大学生。恢复高考后,他们因种种原因没机会读全日制大学,可在他们内心深处始终怀着接受高等教育的梦想。他们大多是企业领导者,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使命促使他们更加渴望尽快提升自身的文化素质。这时夜大的招生恰好给了他们一个充电的机会。如同久旱逢甘霖,他们抓住这难得的机遇用心学习,把各门课程都当成知识盛宴上的大餐。他们用坚韧不拔和孜孜不倦的劲头完成了学业。有很多夜大生又继续深造,获取了硕士、博士学位。“知识就是力量”、“知识就是财富”、“科学技术是生产力”,这些至理名言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诠释。

后记:

2012年6月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,我按照约定时间来到了周教授的家。周教授的家装饰简单古朴,正和她本人一样,清淡、低调、优雅。采访中,她常强调,她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应用数学系教师,所取得的成就源于学校的信任与栽培。

在采访之前,我的心里有些惴惴不安。采访结束走出周教授家后,我心里却满是温暖。她就像我家乡的奶奶,那么慈祥温和。而60多年前,在大工建设者的队伍中,她风华正茂,以青春与汗水为大工精神添砖加瓦。

如今,周教授年事已高,大多数时间只能卧床休息,耳朵也不大灵便,需要通过老伴对着耳朵大声地、重复地讲述才能明白我的采访意图。当周教授听清楚之后,便拉着我的手认真地讲述起来。她深情地讲述着大工往事,那双沧桑的眼睛闪烁着光芒。为了确认一位同事的名字,她让老伴翻箱倒柜寻找旧时的资料……

不经意间,我发现周教授的床头放着几本应用数学系的教材。回忆起应用数学系发生的故事,她不自觉地拿起旧教材轻轻地抚摸……她是一位真正的师者,岁月流逝,那三尺讲台却永远是她心中最留恋的地方。

责任编辑:责任编辑:张平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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